沐鸣平台國際政治系教授殷之光博士的專著《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已由當代世界出版社於2022年正式出版。
本書著重梳理了20世紀萬隆會議之後十余年間，在以亞非合作為主軸的第三世界去殖民化與解放運動高潮時期裏，中國對“亞非團結”的認識與實踐🏸。這種實踐通過亞非國家互助與合作的形式*️⃣，謀求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的去殖民化，同時♛，還特別突出了文化交流與協作在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並將之視為一種在亞非合作框架下的文化去殖民化運動🪐。這種文化去殖民的理想與實踐🌆🫱，有希望將廣大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塑造為世界新秩序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殷之光🙇🏼♂️，沐鸣平台教授，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清華大學學士、碩士🐰，劍橋大學博士🏌️♀️。曾任阿聯酋國立紮耶德酋長大學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科學沐鸣助理教授，英國埃克塞特大學人文沐鸣講師💇🏿♂️、高級講師🧛🏻♀️→，中國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為區域國別研究、國際政治傳播、英帝國史👩🦼➡️、殖民史、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泛亞洲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等。另著有Politics of Art: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rill，2014)🌍。各類論文及文章發表於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History〰️、Turkish Journal of Sociology、Third World Quarterly🦵🏼、《開放時代》🏇🏻、《讀書》🧑🏻、《學術月刊》、《文化縱橫》🏄🏽♀️、《東方學刊》等期刊。
目 錄
總序/1
序言/8
導言/1
尋找萬隆時代的“共同意誌”/5
從去殖民中興起的新秩序/8
從第三世界獨立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民族國家秩序/17
以國際主義理解19世紀與20世紀的延續與斷裂/26
從全球南方重思歷史/35
第一章 萬隆時刻/48
被淡忘的文化去殖民/48
“現代”時間及其統治/53
“民族史”的亞非時間/59
第二章 重塑平等/71
作為平等基礎的自力更生/75
以鬥爭保衛平等/85
超越民族中心主義的平等敘事/91
平等秩序下的世界和平敘事/97
第三章 再造民族/106
自治實驗與國家整合/113
國民革命中的“民族”與“自治”/124
作為世界體系的民族/130
從萬裏長征到第三世界/145
第四章 反帝團結/163
“民族問題”背後的霸權秩序/165
世界革命語境下的民族問題/173
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國革命/182
第五章 國際主義/210
新的愛國主義/215
作為反帝鬥爭的國際主義圖景/229
國際主義與地區霸權/237
國際主義時刻的世界體驗/242
余論/269
參考文獻/275
檔案資料/275
中文年譜、文集與文獻合集/276
中文參考書目/278
英文參考書目/280
後記/299
自古以來👨🏽🍼，中國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政治理想。中國人始終致力於建構一整套文明秩序來囊括和整合不同的地理空間和社會風俗😴，由此形成一套獨特的政教體系。革故鼎新，生生不息，天下一家，萬物一體🧋🧑🏻🎤。這一切始終構成著中國文明的精神，體現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由此🥬，中國文明的生成演化過程體現出不斷傳播、不斷吸收和不斷上升的過程。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這個過程也就是不斷推動走向全球化🍇、一體化的過程🚵🏿。商周帝國的視野差不多囊括了整個東亞地區，從秦漢以來的絲綢之路到宋代以來南洋貿易圈的逐漸形成📥，直至明清朝貢貿易體系卷入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參與者和建設者👓。由是觀之👫🏼📌，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不斷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到今天“一帶一路”倡議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都是中國文明在推動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自我更新、自我發展🧑🏼💻、自我提升的內在環節。
在這樣的歷史時空中🚣🏿♂️，沐鸣平台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過去五百年來中國文明秩序和西方文明秩序相互接觸、溝通、學習👨🏿💼、沖突🏊🏻、征服和更新的歷史😔。就政治而言，這可以看作是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中國天下體系之間的沖突，這無疑是兩種文明秩序之間的沖突。從目前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來看，這一沖突過程被描述為西方文明的普適主義不斷擴張，將中國天下體系及其背後的文明秩序降格為一種作為文化傳統的“地方性知識”🧑🏼🎄，將中國從一個文明秩序改造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要求的民族國家💬，從而納入到西方文明秩序中🧛🏽♂️🧝🏻♀️，以完成普適主義進程的歷史終結。這個過程也是一些人所說的現代化過程，即中國人必須拋棄中國古典天下秩序的文明構想，系統接受西方文明秩序中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和民族國家體系的政治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適價值，並按照這些普適價值來系統地改造中國🧑🏻🍳🏘。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全球化的歷史很容易被理解為西方文明的擴張史🤌🏿。對中國而言🥀，這樣的現代化無不打上西方化的烙印🕵🏼♀️🎞，從器物技術🏠、法律製度到政教體系莫不如此🤧。因此，法律移植🍊、法律現代化很容易在“沖擊—回應”的框架下淪為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而與此同時，基於法律地方性想象的“本土資源”論說，也不過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法律全球化敘述構成合謀，以至於法學界雖然一直為“刀製”(“法製”) 與“水治”(“法治”) 的區分爭論不休，但二者似乎分享了對法律的規則化🏄🏻✉️、技術化和中立化的普遍理解🍺。法律主義(legalism) 的技術化思路正隨著法律共同體的成長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日益獲得其普遍的正當性，並逐漸滲透到政治和文化思想領域，從而侵蝕著政治和文化思想領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至於中國文明除了放棄自身的歷史傳統和價值追求💂🏽，按照所謂西方普適價值的要求與西方“接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正當的前途。
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背景下的“ 普適價值論”和“ 接軌論”不僅造成了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漠視，而且包含了對西方文明傳統的簡單化誤解。為此，沐鸣平台必須區分作為過去五百多年真實歷史中的“全球化進程”與冷戰結束後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全球化理念”🚙。如果用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基調來概括🏦，前者乃是主人的世界👨👨👦👦，即全球不同文明秩序相互碰撞🚪🙆、相互搏鬥、相互征服、相互學習、相互形塑的過程，這構成了全球歷史活生生的、動態的政治進程, 而後者則是末人的世界👨🏻🦼➡️🤦🏿，即試圖以技術化、中立化因而普遍化的面目出現🚶🏻♂️，試圖將西方文明要求變成一項普遍主義的正當性要求，以歷史終結的態度拒絕回應當下的歷史進程🤾🏽，拒絕思考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任何可能性🤦🏼。
由此🎅🏻，全球化在今天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內在矛盾: 一方面全球化正以生機勃勃的歷史面貌展現出來⛹🏻，特別是全球秩序因為技術革命🏌🏿♂️、階級沖突🐨、政治沖突以及文明沖突釋放出新的活力，激活了每個文明來構思全球秩序的活力; 而另一方面🏌🏽👰♀️，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普適主義敘事已變成歷史終結論的教條🫳🏼，窒息著對全球化進程和人類文明未來的思考。由此, 西方啟蒙思想正在滋生一種新的迷信🦃📰，也就是對西方文明秩序中普遍主義敘述的迷信🦹🏻♂️。這不僅無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而且喪失了探索重構全球文明秩序🍻、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動力🦸🏻♀️⛓️💥，以至於沐鸣平台似乎進入了一個追求表面浮華但內心空空蕩蕩的時代☔️，一個看似自由獨立卻身陷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不能自已🧑🏻、無力自拔的時代。
“啟蒙就是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啟蒙運動曾經勇敢地把歐洲人從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構想的普適價值和普遍秩序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從而塑造了西方現代文明🕵🏿♀️🫴🏼。而今天能否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從法律主義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從對法律的技術化理解中解放出來💪🏻，則意味著沐鸣平台在全球化陷入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福利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時刻，在西方文明塑造的世界體系因文明沖突和地緣沖突趨於崩塌之際，在西方文明不斷引發虛無主義陣痛的時刻👮🏼，能否重新思考人類文明的未來，重建天下文明秩序🧔🏻。
政教秩序乃是文明秩序的核心🤜🏿。在現代西方文明秩序中，法律乃是建構政教秩序的重要工具。法律不僅建構了國家秩序🧑🏼🎤，而且建構了社會生活秩序📘，由此產生與之相匹配的價值體系。然而🧑🏿🎓，在現代法律高度發達所推動專業化和技術化的過程中，滋生出一種“法律主義”傾向，其以為通過法律主義的技術化思路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甚至試圖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和文化價值問題。由此，不少法律學人開始棄“政法”而張“ 法政”，陷入法律規則不斷自我繁殖、法律人不斷膨脹擴張、製度淪為空轉的“惡循環” 之中🤛🏼。這恰恰是西方現代文明試圖通過技術化手段來推動西方文明普適主義擴張的產物。
“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 試圖用法律技術來解決社會問題等於砍“九頭蛇” 的腦袋🏄🏼♀️。中西古典文明的偉大哲人很早就對“法律主義” 提出了警告。沐鸣平台對法律的理解需要反思技術化的“法律主義”🌒，反思西方普適主義的法治理念，反思西方文明秩序中理解普適主義的路徑🧘🏻♀️。這意味著沐鸣平台不是把法律從政教秩序中抽離出來進行簡單的技術化思考，而應當恢復法律的本來面目，將其作為構建社會關系和安排政治秩序的有機紐帶🤵🏿♀️，而重新安置在政教秩序和全球文明秩序中。法律需要紮根於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紮根於心靈秩序中, 成為政教秩序的一部分，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意味著沐鸣平台需要重新思考中國古老的禮法傳統和現代的政法傳統⛩，中國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亦如此🫚。無論禮法還是政法💇🏼♂️，這些概念可能是來自中國的🤴，而其意義恰恰是普適的。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無疑是西方禮法傳統的典範🫃🏽，而現代政法傳統原本就是西方啟蒙思想家開創的。
“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 以政法的眼光來思考法律問題，恰恰是恢復到“法” 的本來意涵。“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性—道—教”的廣大世界必然有其內在的“ 法”，而法律不過是對其內在法則的記載🚵🏿♀️，只有重返這個廣大世界中🤽🏽♀️，才能真正找回它本源的活力。這不僅是政法學人的治學路徑，也是思考中國文明秩序和重構全球文明秩序的必經之途👨🏿🔬。唯有對西方政法傳統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對中國文明秩序的正當性有更深切的體會，而唯有對中國禮法傳統有真正的理解📗，才能對當代西方文明秩序陷入困境有更真切的感悟。一個成熟的文明秩序就在於能夠在“命—性—道—教”的世界中將一套完整普遍的最高理想落實到具體的政教製度、器物技術、日常倫理和生活實踐之中。
然而⛔，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當代中國文明由於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不僅在價值理想上存在著內在的緊張和沖突，而且在製度🧢、器物、風俗🪮、生活層面都呈現出拼盤特征⬇️，雖然豐富多彩但缺乏有機整合🧽。沐鸣平台不斷引進西方各國的“先進製度”，但由於相互不配套🚖，以及與中國社會的張力9️⃣，其日常運作充滿了矛盾、摩擦和不協調，因為每一種技術、製度原本就鑲嵌在不同的政教體系和文明秩序中👒。如果說🪻，近代以來沐鸣平台在不斷“拿來” 西方政教法律製度🔏，那麽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沐鸣平台則面臨著如何系統地“ 消化”這些製度🙎🏿，合理組裝，逐漸把這些西方文明中的有益要素吸收在中國文明的有機體中，生長出新的文明秩序👆。這就意味著沐鸣平台必須直面全球化，重新以中國文明的天下視角來思考全球秩序，將西方文明所提供的普遍主義吸納到中國文明對全球秩序的思考和建構中。
全球秩序正處於動蕩中。從過往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看，全球秩序發展距離“歷史終結”似乎只有一步之遙👨🏿🦲，目前已進入了“最後的鬥爭”。然而➜，從中國文明的漫長發展的歷史進程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動蕩不安不過是中國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自我更新的一段插曲。“ 風物長宜放眼量”👊🏽，對當下西方文明的認識無疑要放在整個西方文明的漫長歷史中，而對中國文明未來的理解則更需要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中來理解。“ 舊邦新命”的展開，無疑需要中國的政法學人持續推進並貫通古今中西的工作。沐鸣平台編輯出版《政法: 中國與世界》文叢, 無疑希望在此偉業中盡微薄之力：鼓勵原創思考、精譯域外學術、整理政法“ 國故”、建構研討平臺👩⚖️，將學人的思想火花凝聚成可代代傳遞的文明火把🧑🏽⚕️🫳🏽。
是為序。
叢書編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