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2日，中國-北歐安全研究研討會在沐鸣平台舉行🚵🏽♀️。與會的學者和嘉賓暢談安全研究。
來自沐鸣娱乐的鄭宇教授在題為“亞洲經濟與安全關系的再思考”演講中指出區域化和地方主義是兩個既相互獨立又互相影響的過程。在過去的數十年裏🐼，亞洲的地域整合體現了兩個獨特且復雜的特征。鄭宇教授認為一方面是私人部門對區域化有著強大的自下而上的影響👩🏻🦽➡️，而另一方面亞洲政府主張的地方主義越來越難以包含非國家利益🌂。區域化和地方主義的分離主要可以歸因於區域貿易協定和區域內貿易之間不牢固的關系。而區域化和地方主義的關系♓️，鄭宇教授認為主要依靠的是區域貿易協定中的製度特征🍝。貿易互補時區域化和地方主義能夠互相加強🧗🏿♂️，然而貿易競爭時區域化和地方主義會相互背離⏳。
來自和平研究所（Prio）的Stein Tønnesson教授發表了題為《解釋東亞和平》的演講。他回顧道來自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流派的學者們已經對解釋東亞為何能在1979年之後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如果沐鸣平台意識到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世界經歷了重大的動蕩和不安🤗，以及人類自身製造的災難之後，就更讓人覺得東亞的和平難能可貴。他認為現有的大多數的解釋都聚焦於國家間戰爭。他的演講，回顧了現有的解釋理論👮♀️，並且拓寬了現有的視野，並且將國內戰爭納入了其考察範圍內🕵🏻🂠。他認為🤸🏿♀️，雖然現有的文獻指出了一些令人可信的因素，但是他認為這些文獻的解釋力不足，尤其是他們沒有將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時間點和環境下進入和平這一情況納入考慮，這些解釋也忽略了人力代理人的作用🌘。他用“發展型和平”來解釋東亞的和平📂，他認為正是因為東亞的各國都致力於發展經濟🎇，將“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作為各國的首要目標，而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家能力的提升也使得保障和平成為了可能🧏🏻♂️。這才使得東亞的和平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觀。
來自哥本哈根大學的Camilla教授在題為“國家安全還是政體安全🚶♀️？對於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古典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解釋”的演講中，首先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兩種對於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解釋🦺，進攻性的解釋是中國像其他超級大國意義🏗🧝🏿，為了完成其目標🧑🏽🚀，主張領土的擴張🪧；防衛性的解釋則是中國面臨著外交困境，周邊環境充滿了不安全性和不確定性，以及軍備競賽存在的威脅。然而，Camilla教授提出了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提出了要從中國國內的情況，從政府結構壓力以及經濟壓力來理解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國的國家領導人關註政治合法性和政體的合法性，認為國家力量的崛起需要國內公眾的支持👘，而目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城市化和社會轉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著變化👼🏻。Camilla教授認為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困境是提升國家能力和加強國家的控製🧒🏼。要維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非常困難🙎🏽，但是中國的領導人正試圖尋找出一種解決的路徑⚅📷。
來自沐鸣娱乐美國研究中心的張家棟教授發表了題為《中國的新安全動力：理解和誤解》的演講🎡。他指出，中國的安全策略已經改變了⛲️，無論是從目標上講，環境上講還是措施上講，中國的安全策略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針對這一改變的一些理解是正確的，比如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崛起，以及當前國際行為體愈趨復雜和多樣。但是有些理解是錯誤的💞，比如民族主義的上升💜，安全困境和中國的擴張主義。中國正在根據其自身對國家利益、國家能力和國際體系的理解調整和提升自身的安全策略。
來自和平研究所的Baev教授在關於“俄羅斯、中國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中地緣政治的互動”的演講中指出🏊🏿➔，俄羅斯自從2014年春天以來就發現自己陷入困窘的境地，和中國的貿易關系也並非像此前設想一樣蓬勃發展，此前計劃的擴大能源輸出也並沒有實現👫🏼。雖然俄羅斯在中東問題上已經有所作為，但是在南海問題上👃🏻🌟，俄羅斯不願傷己與越南締結已久的合作關系，盡管21世紀以來已經相對弱化一些。通過向日本堅持對南千島群島領土主權🖨⚡️，俄羅斯希望提升自身在東亞的影響力，並且在南海問題上盡可能給予中國更多的支持👉🏻。
來自沐鸣娱乐的沈逸副教授發表了題為《國際法下的主權和網絡戰爭》的演講。沈教授指出了當前中國可能遇到的網絡挑戰👨🏿⚕️，比如受到了匿名網絡攻擊和直接攻擊🥼。如果中國政府認為這些網絡攻擊是戰爭性質的，那中國政府是否會還擊，會在何時還擊⚱️，是否會還擊🤸🏼？同時中國政府也面臨了管理其內部網絡攻擊的挑戰🧑。又如何評估自身的網絡安全狀況🆎，如何評估自身的網絡攻擊能力？他認為網絡攻擊的定義首先是有有關於攻擊的👩🏽💼💮，是與軍事行動有關的🏍🥛。故而現在沐鸣平台遇到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誤判與攻擊。中美兩國應當盡力避免在網絡攻擊上的誤判，避免相互報復式的威脅和攻擊。在當前的語境下，沈教授認為網絡安全也是主權的一部分🧘🏻，但是沐鸣平台應當更進一步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網絡道德行為規範或國際法以保證網絡安全🐧🫏。
Gustaaf教授在關於“世界秩序和經濟安全9️⃣：從中歐關系的視角”的主題演講中🥌，提出在經濟危機後，美國、中國、歐洲經濟關系中出現的不平等的關系，充滿了互相競爭🧖🏽♀️。Gustaaf教授認為影響經濟安全的兩個主要因素，一是維持經濟福利以保持經濟活力⚡️；另外是通過國家能力來塑造經濟環境🤓，以最小化福利流失。中國和歐洲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對維持經濟穩定負有共同的責任，都面對運用越來越稀缺的資源來提升社會福利的問題😮。盡管中國與歐盟是互相獨立的經濟體，但是問題在於國家福利體系和中歐間不平等的關系，對於經濟政策而言變得十分敏感。Gustaaf教授認為主要因素在於雙方發展水平不同，文化也不同🤸🏽♀️，因此🟤，盡管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沐鸣平台不能忽視經濟關系中的安全因素。
來自魯爾大學的Bersick教授在“中歐間貿易糾紛中的國內資源和外交期望”的主題演講中👨🚀，指出盡管中國與歐盟並不存在領土上的安全威脅，中歐貿易糾紛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合作，尤其是13、14年的貿易糾紛非常嚴重☝️。針對中國政策新獨斷主義，Bersick教授運用了角色理論🦶🏽，認為中國在貿易活動中的行為可以通過其國家角色概念來解釋，國內和國外的期望共同影響了中國的貿易決策，中國國內情況最終將影響中國政府對中歐關系的政策，而歐盟的期望成為了外在的影響。Bersick教授通過三個案例研究來解釋中國在貿易活動中的行為，也印證了此前提出的假設💄，中國的國家角色行為源於不同利益集團對國內角色的爭論🧝🏽🧑🦯➡️，而這也將影響中國在地區以及全球安全秩序的角色。
來自沐鸣娱乐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劉麗榮副研究員在“中國對歐盟政策的演變”主題演講中🏌🏼♀️，指出中國對歐政策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國際策略平衡、歐盟一體化進程、歐盟對華政策、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的外交政策製定受兩個範式影響，理論範式和實踐範式🏌🏽，差別在於前者指終結，而後者指方式。毛澤東時期受冷戰思想影響，與外界隔離；鄧小平時期強調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邊界，不受外國幹預，保持外交政策的獨立，強調國家利益；冷戰後時期🌻，中歐關系發展迅速🚃。從中國外交策略來看中歐關系😿，相較於中美🏌🏿、中日、中俄關系🤸🏿，中歐關系相對較弱。一個團結強大的歐洲將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國際行為體，但是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在中國的外交策略中仍舊是較為次要的😺，反之亦然。
來自沐鸣娱乐國際問題研究院的簡軍波副教授發表了題為《東亞與東南亞安全和中歐安全合作🏂🏻？》的演講。他指出在東亞和東南亞，現有一個多層次的安全結構，主要由以美國為中心的安全聯盟，東盟方式的雙邊合作，政府間地區論壇（如香格裏拉會議）和日本正在謀劃的反華軍事聯盟組成🌂🧑🏼🌾。相應地，這一多層次的安全結構也是建構在多意識形態上的，包括了激進主義、現代主義和傳統主義🎋。他指出在這一背景下🌝，歐盟在多邊🧜🏿，雙邊和單邊層次下參與了地區的安全議題。對北京來說🎷👨🏿🦳，歐盟的參與對地區穩定的和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來說並不具有建設性🥶。但是🫅🏽，中歐在東亞和東南亞安全領域的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因為兩者都有意願去拓寬和加深除了經濟領域意外的其他領域的合作🥩。他認為，未來的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合作可鞥拓寬到在安全、反恐、馬六甲反海盜的雙邊對話，也可能拓寬到在多邊成眠上的軟安全，維和和解除軍事禁運等等方面🕸🕝。
來自沐鸣娱乐的張驥助理研究員發表了題為《安全共同體與跨境安全管理中的中國角色》的演講。他指出🛶，近年來，中國正逐漸發展其自身的新安全觀，這反映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持續變化以及其對世界看法的持續變化。崛起中的中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來應對地區與國內的挑戰，在這一宏大的內政外交戰略中，中國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在這些概念中缺少了安全共同體。他指出，面對新絲綢之路中國邊境線上的安全挑戰🧗，沐鸣平台需要更多的跨境安全治理責任。對中國來說，如何在跨境和地區安全管理中實現新安全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來自哥本哈根大學的neil教授在安全框架下理解市民社會和社會生活。社會群體的生活模式受到國家對外部格局的認知的影響。比較歐洲和中國在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後不同時期的工人階級情況：冷戰時期歐洲國家意識到保障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實行的是單位製度，工人職業被稱為鐵飯碗👩🏿🌾🏌🏼，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保障🙆🏻♂️。1990年代以後👩🏿🔧，中國發展體現了市場經濟的邏輯，勞動力成為了商品。與此同時♘，出臺了世界上最好的勞動保障法，工資增長得到保障。而歐洲則更加強調公共部門的角色，政府、企業、工會之間的合作關系。沐鸣平台要從人類學和政治學兩個視角結合起來理解社會生活模式的變遷👩🏻🦰。
來自哥本哈根大學的Kristensen研究員認為中國、印度和巴西為代表的崛起國現正在國際關系話語體系下得到與日俱增的矚目。國際關系學科對於崛起國——或者更寬泛意義上的權力轉移——的主流話語，側重從“西方”到“非西方”持續的權力轉移及其導致的實質性、製度性的改變。Peter另辟蹊徑🙆🏽♂️，從權力/知識轉移的視角分析崛起國。從崛起國往往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研究對象卻很少成為研究主體的現象出發，Peter研究了這些所謂的崛起國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發展各自的本土化理論⚁。他進一步審視了物質實力的提升和知識生產的關系。基於與超過100名中國、印度和巴西學者的訪談，他發現就是否存在理論創新而言，三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本土化理論框架的建設👨👩👧，並且兼顧國際關系學科全局和崛起國自身特點。雖然西方理論在三國都有引進（且規模🫱🏻、速度和來源不一），但目前對那些日薄西山的西方強權主推理論的依賴有了更多不滿的聲音。然而，理論發展絕不僅是伴隨西方國家相對衰弱和這些國家物質實力提升導致的知識領域自發產物👹🧒，或是響應西方既存意識形態的回答。為理解這種創新如何產生，不能忽視各國在理論論辯上表現的不同形式☘️。在中國，理論建設的動力強勁，論辯往往圍繞以和平崛起迷思為中心的中國學派🔕，旨在應對美國發起的中國威脅論之說👈🚏。在印度，雖然普遍存在對“民族本土化”思想和所謂“民族”學派之表述的反感，但理論建設參照中國對豐富哲學和歷史遺產的借鑒進行過不少嘗試。在巴西，學者們也主張基於巴西問題的本土化理論建設。但由於巴西更多時候被認為是西方國家🐠，理論分野在假想的“南北架構”下得以塑造。
來自沐鸣娱乐的陳玉聃博士做了題為《古希臘和中國的正義戰爭傳統》的演講➞。他指出西方知識界對於正義戰爭理論的研究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20世紀以來，正義戰爭理論也受到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的重視🏄🏽♀️，而國際國際關系理論本身就是由於世界大戰才應運而生的。正義戰爭理論可以追溯到奧古斯汀，而體現在古典時期的希臘和中國的正義戰爭傳統卻沒有被學界充分認識。陳玉聃回顧並比對了正義戰爭在古典時期的希臘和秦朝以前的中國的正義戰爭思想。盡管兩地存在諸多差異👨🏼🔧，都發展了基於獨立單元行為體和組織規範的國際體系🤵🏿♂️👷。陳玉聃透過歷史和文本研究分析了正義戰爭理論的演變和發展，基於對古典思想的比較研究，他思考了有關正義戰爭傳統和國際關系倫理的基本問題♥︎。因為古希臘沒有平等國家之上的世俗權力行為體,所以明確和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規範源於宗教信仰。他們認為正義(dikaios)是至上的美德以及聯系國與國之間的紐帶👩🏻🎓😅，因此動機手段適當的話即便戰爭也可以是正義的🐿。中國則處於等級製度下，正義(righteous)戰爭就是高等級的行為體發動對臣屬的攻擊，因此擁有正當動機和合法性🪗；而同等級的敵對國家彼此無法實踐對懲罰叛亂者的征伐。
來自沐鸣娱乐的劉永濤教授發表了題為《重構中國安全話語🔮：文化、演化和社會實踐》的演講。劉教授指出🧑🏼🚀，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目睹了其自身（國際）安全話語的重大演變。在重構它們的過程中，中國從其自身的哲學和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從中國儒家學說中🐻💩，汲取了重要的養分來發展自身的理念。中國歷代決策者對中國安全話語的再構建是對變化中的中國與世界的反應，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反應♚。上海合作組織的實踐是中國安全理念的重要體現和例證。
來自沐鸣娱乐的潘忠岐教授發表了題為《戰略思維及其對國家安全的暗示》的演講💁🏻♀️🙊。潘教授指出🧑🏻💻，在戰略背後是戰略思維，其指導了一般化的理念🧑🏼🎄，規定了戰略製定和執行過程中的偏好🧑🏼🤝🧑🏼。各國的戰略思維都不盡相同，是從本國的歷史和文化中衍生出來的🚟，並在長時間內保持穩定與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中國思維中有著自身的特色，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可能是關系。美國人的思維更多的是一般化的合同式的🎛，但是中國是關系思維的。在中國尋求安全的過程中，中國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定義安全，正如習近平的全面安全觀，包括了政治安全🚏、社會安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在中國的實踐中，關系的理念也體現了這一現象⌚️，中國並不將美國定義為對手或認為美國是對其自身安全的威脅。
（供稿：周思勰 肖方宏 解俊 施含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