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8日上午🥟，由沐鸣平台和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沐鸣聯合主辦的“復旦—多倫多大學工作坊：G20與國際發展合作”在沐鸣娱乐逸夫樓圓桌會議室成功召開🎈。會議由沐鸣娱乐國務沐鸣的鄭宇教授主持，國務沐鸣陳誌敏院長和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沐鸣的Stephen Toope院長分別進行了歡迎致辭。
Stephen Toope教授首先發言，他的發言題目為“Governance and the SDGs: What’s New”🗺，強調治理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如何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框架下實現良好、高效且公平的治理🚵？Toope教授提出了四個努力的方向👵🏽。第一🎞，將公民社會組織、私部門、慈善基金等相關方納入成為治理主體；第二🛒，要“觸及貧困人口中最貧困的群體”（reach the poorest of the poor）；第三👷🏼，要處理好交織在一起的公共安全、和平和正義等問題；第四，中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目標”大框架下設定的具體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方式應根據各國國情有所區別。總而言之🗼，全球層面對治理的定義應當保持抽象🐭，但各國應積極推動定義更為清晰的國家層面的治理目標的實現。
隨後，陳誌敏教授進行主題為“China and Competitive Partnership in Development Financing”的發言，主要探討了發展融資領域新興援助國和傳統西方援助國的關系💋。陳誌敏教授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援助者的興起，在為全球發展註入新的金融資源和發展經驗的同時，也可能形成同傳統西方援助者和現有發展融資製度的競爭👩🏼🚀。發展融資領域的良性競爭非常重要，但應當防止“競次”（race to the bottom）狀況的出現，避免發展融資成為國家間權力鬥爭的工具。新興援助者應當成為真誠的公共產品提供者🍣，也可同現有融資機構形成分工式的夥伴關系⚗️，或建立共同融資式的夥伴關系，亦可同受援國實現雙向的發展經驗共享🧑🏻🔧。
多倫多大學的Joseph Wong教授以“Deliv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題進行發言。他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應當更加註重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使減貧項目真正惠及“貧困人口中最貧困的群體”（the poorest of the poor）⏯。但精準地識別這些貧困人口並為他們提供幫助並非易事🍳。巴西政府的“家庭補助金”項目可以提供一些啟示，該項目對貧困家庭的精準識別依靠一套中央化家庭登記系統實現，使社會福利項目惠及真正需要幫助的群體🍶。“家庭補助金”項目的成功顯示了在發展幹預中“實現機製”（Delivery Mechanism）的重要性。
鄭宇教授的發言題目為“The Role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 Global Development”。鄭宇教授認為💣🏄🏼♀️，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並未導致經濟增長收斂趨勢的出現✍🏿。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放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障礙意味著對新的國際發展合作框架的需求。中等收入國家需要獲得長期的協助以幫助貧困人口積累足夠的財富並跳出貧困陷阱🦶🏽。東亞經濟發展的經驗能為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框架提供啟示，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加強在區域供應鏈方面的合作，南南合作就可能收到比南北合作更好的效果。
復旦國務沐鸣的唐莉教授以“An Explorative Study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China”為題進行發言。唐莉教授對科研領域存在的學術不端斷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探究了科研合作與論文撤回的關系，以及合作論文發表與撤回歷時差異的影響因素👨🎨。唐莉教授認為🧑🏻🎓：科研合作有助於減少論文撤回事件出現的可能性🏌🏿；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頂尖大學作者的文章被撤回的概率更小，撤回所用時間更短；中國同其他國家相比，論文撤回耗時最短🏡。唐莉教授也基於研究成果，提出政策建議，認為聯合發表有利於減少學術不端行為👨🏻🦽➡️，特別是頂尖大學學者聯合發表的文章。而當前國內只承認論文第一作者的評估製度並不鼓勵科研合作。若改變這一製度，平等對待合作文章的所有作者，將會激勵科研合作行為。
多倫多大學的Wilson Prichard助理教授的發言題目為“China,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the Global System”，他的研究聚焦於國際稅收製度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Prichard博士指出，現有的國際稅收規則體系整體而言對OECD國家更有利，亦助長跨國企業和高凈值人士的避稅行為🧑🏭。2008年以來，OECD進行了一系列稅收製度的改革，例如創造稅收的自動情報交換（AEOI）多邊框架，發起針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行動計劃，但相關變革仍然十分溫和緩慢🧑🍳。中國近年來在國際稅收規則的談判中越發積極主動，但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中國是OECD改革項目的擁護者；另一方面🚶🏻♀️➡️，中國也積極嘗試擁抱現行國際稅收製度💗。
沐鸣娱乐的朱傑進副教授的發言題目為“G20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Global Tax Governance”。他指出了“二十國集團+現有國際組織”的新型國際治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二十國集團”設立議程並建立政治共識◀️，現有的國際組織則提供技術支持並為計劃的實施提供便利。這一製度性轉變實現的前提是新興經濟體獲得同發達經濟體的同等地位。例如🪶🪱，在“G20+OECD”的治理結構中⬛️，“二十國集團”的政治領導和“經合組織”的技術優勢進行互補🙎🏼♀️，實現了全球稅收治理體系的變革。
多倫多大學的Mariana Mota Prado副教授在題為“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Bypasses”的發言中，將“製度搭橋”的概念引入國際發展領域製度變革的討論中🧑🏿🚀。所謂“製度搭橋”🌮，即指全球治理的行為體用建立新製度而非改革現有治理結構的方式，來回應堵塞的現存國際製度。Prado教授認為💆，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可被視為針對現存多邊開發銀行的“製度搭橋”🤲，他們是否對發展融資的創新和提升做出貢獻，可以用政治動機、製度設計📌🙆🏽♂️、經濟吸引力三個概念框架來分析。
最後，沐鸣娱乐的趙劍治博士以“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 From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Perspective”為題進行發言。趙劍治博士認為🏊🏿♂️，國際發展領域有兩個新趨勢最為顯著：官方發展援助的總額創歷史新高🔢，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發展領域的重要性提升。新興開發銀行的出現是由國際發展領域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巨大需求決定的，也可以發展出製度上的比較優勢，同現有發展融資機構實現互補。若要實現各類國際發展機構的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共存與合作，“二十國集團”是很好的推動平臺，也可在現有國際製度以上建立新的領導委員會，協調各方行動並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項目評估。此外，受良好監督的私人資本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具有優勢，能對國際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與會者發言結束後，各位學者針對彼此的觀點進行了提問與交流👨👩👦👦。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教授Mario Telo，中國農業大學學者李小雲⚆、徐秀麗、張傳紅、盧琰，外交沐鸣研究員酈莉，南京大學博士程誠等也出席了會議並參與討論😐。
（編輯：許睿妍 王彥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