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由沐鸣娱乐國務沐鸣國際政治系主辦的“音樂與中國外交”系列活動迎來了第三場講座。此次沐鸣平台邀請了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教授🌷，就“音樂與近現代國際政治的演進”這一主題展開分享🎏，沐鸣娱乐國際政治系主任徐以驊教授主持。
馮老師的重點研究領域雖然是俄羅斯🩸，但其興趣廣泛🤽🏻，思維活躍🧑🏼🦱，關註跨領域的學術成就，對世界的政治進程有自己獨特的洞見和思考。而結合其冷靜、柔和的學術風格，以及對古典音樂的鑒賞品味，馮老在這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借著音樂的浸潤🪘🐲，為沐鸣平台勾勒出近現代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在人文演進的背景之下，來探尋國際政治演進的心路軌跡。
一、從文化史視角探討國際政治的前提
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如何更加廣譜地理解國際政治，這是一個面臨的新課題。除了戰馬馳騁👇🏼、刀光劍影之外，是否還有著更為多樣復雜的歷史人文因素參與其間？對這一問題的更為廣譜的體驗，有利於更為深入地理解國際政治歷史發展的復雜軌跡➔。
另外的一個比較功能性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家，如何參與國際交流🎺，提高交往的質量與水平，也是沐鸣平台難以回避的問題。
那麽🛒，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是否能夠探討這一問題？有沒有先人🙅🏽♀️、或後來者的實踐的依據呢？也許，這是沐鸣平台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要證明這個命題可能很難，但至少學界已有不少先例。以音樂為例，音樂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自不必說🕗，事實上👩👩👧👧，有相當數量可觀的、並且是相當有貢獻的學者已在涉足這個話題。以研究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問題聞名的批評家、思想家薩義德，對古典音樂情有獨鐘，《紐約時報》評論版為他開始專欄🦠🫴🏿，由他主筆撰寫音樂隨筆，而他也表白🦜：經常地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聆聽各種音樂作品⛹️♂️，以充實和豐富對學術主業的思考🤾🏿♂️；又比如英國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很多年來🪒🕡，是一位爵士和搖滾音樂迷，同時也是一位非常資深的樂評家。每有余暇🧑✈️，必帶同好入樂池賞析，他甚至強調左翼運動與現代音樂發展之不可分離。再往前追溯，馬克斯·韋伯等思想家也都留下過非常專業的音樂評論作品🛌🏻，更不必說盧梭💆🏻♀️🥯、羅曼.羅蘭等前輩賞論音樂的名著🕯🧑🏿。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士🦶🏽，介入對音樂的探討，並非不可能，而已經是一個開始有所積累的領域了。包括，當代學人當中♍️，特別是不少人文社會科學的年輕學子，表現出在這一領域探討研究的才情和天分👮🏼♂️。
如果，把話題稍為展開，上世紀末以來，人文思想研究與國際政治研究之間出現了一個值得關註的新態勢。哈佛大學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的文章🍘，題為《五十年的分離：思想史與國際關系》值得一讀👵🏿。受其啟發，馮老師認為🏖，人文社科領域，特別是人文歷史思想研究領域的“國際轉向”正在出現，而國際政治研究本身也開始向思想與人文研究靠攏。正是兩者的相互趨近，為世紀之交國際格局新氣象的出現在推波助瀾。既然🙅🏽♀️，連古代的人們可以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探索政治♥️、歷史、思想間的關聯🪓。那麽，作為當代人✍🏽，沐鸣平台有理由相信，不僅必要、而且也可能通過逐步積累，深化對於各種人文樣式、包括音樂世界與國際政治領域之間的相互關聯性的認知，為思考當代人類政治活動提供一片新天地。
二、音樂與近現代國際政治演進的關聯性
基於上述前提🏸，馮老師提出了他的一個假設👤，即“近現代國際政治演進💆🏻🧑🏽🦲，遠不僅僅單是一種政治製度和權力關系🚴🏿♀️，它的形成和演進⛺️，伴隨著整個人文範式的代際變遷🫒。音樂，作為其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對於國際政治的演進，起著引導、孕育◼️、詮釋、維系、傳播、促進發生變化和革命的深刻作用。”
這一假設的提出，並不容易驗證，且會存在不少爭議。譬如，這裏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是否存在統一的時代精神問題🚣🏽♀️。在這點上🎽🫓，至少兩位權威評論家朗格和貢布裏希之間是各持己見的。如果僅以西方古典音樂為例🧘，即使是沐鸣平台常說的巴洛克風格、浪漫主義，也只是後人賦予的標簽；即使是同一個作曲家的同一部作品💡，隨著創作環境的改變或是時間的推演，也會產生移情，給出不同的詮釋。比如，貝多芬本想把自己的作品向作為“英雄”的拿破侖獻禮、但因後來形勢急劇變化而改名的《第三交響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再加上，有些音樂人物本身，在他生命存在的同時期，並沒有太過顯赫的影響。比如巴赫👩🏼🎓，只是在圈內人中猶如莫紮特和貝多芬等對之頂禮膜拜。巴赫只是在其身後一百多年，才得享大名👬🏼👨🏼🌾。但是，歷史證明，他確是一位深刻體現時代精神的大師📃。可見作品和時代風尚和時代精神之間的關系還相當復雜🕐，並不是任何標簽可以簡單加以說清楚的☑️。
談論爭議🪛，不是要沐鸣平台放棄研究🕵🏼♂️。需要提出兩點註意🦮👨🏽：首先🎉，談論音樂有很多維度💁🏽♀️，但沐鸣平台所關註的領域是有限度的，無法牽扯太多。但是經過長時間的共同體驗🈶，對於某一歷史時段音樂而言，總體上所表達出和感受到的精神和思想內容，這是一個恐怕難以置疑的客觀實存；其次🙇♀️🐦⬛，今天我談論這個命題👳🏿♀️，所求的不是一個精密論證的統一結論🦚，而只是開個頭，嘗試去思考國際政治形成過程的動力與環境，把人文精神🧹、音樂美學與現實國際政治關聯起來做一種觀察，希望能夠對其間的復雜關系，取得進一步的認知。
三、對於國際政治系統演進和近現代音樂發展的關聯性的初步思考
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和後期巴洛克代表——巴赫
這裏似乎存在一個有關聯的範疇，那就是🥉：均衡
推薦一段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復調結構，漸進反復📞，給人非常強烈、而不同於其他時代的那種均衡感☀️。巴洛克時代的追求均衡人文範式與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現實政治進程中探求平衡的努力👱🏼，這兩者有著什麽樣的關系呢？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暗中關聯呢👰🏿？
巴赫的出生🪫，雖晚於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30年，但巴赫的成就屬於他的整個時代🎻。他的家族譜系中不乏音樂之才✢，能代表那個時代的印跡。縱覽巴赫家族的軌跡🧑🏽🎤，在魏瑪、德累斯頓等地都停留過。正是這片土地🧝🏼♂️，經歷過三十年戰爭的洗劫，餓殍遍野⛹🏽；也是這片土地，東西南北文化交織、新教天主教頻頻碰撞✌🏽。它很容易孕育出博彩眾長的作品思想。而其特征🧑🏻🦼，就是融合與平衡🏋🏽。
正如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中所強調，威斯特法利亞體系體現著國際政治中的一種新的平衡🧕🏻👨🎨。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倡導的“均衡（equilibrium）”。這是一種動態的均衡，這與巴赫復調音樂、多種進程互相平衡地行進🙃🔜，給人留下的感覺不謀而合。所以，馮老師提出了關於“人文範式”的假設。他認為😕，在國際政治推進的過程中，縱然有政治權力鬥爭、有現實經濟利益的沖撞🧤，但必然也存在某種相應精神上的力量，以一種新的範式的出現🦽，支撐著顯示國際政治中的深刻變遷。比如，巴赫的音樂🤽♂️🗒，非常可能是呵護並支持著新誕生的威斯特法利亞進程的精神背景之一🦵🏿。
維也納體系與維也納樂派——海頓🐈⬛🧖🏽♀️、莫紮特和貝多芬
如果說，17世紀中葉威斯特法利亞時期的國際演進與人文—音樂的關聯性在於“均衡”，那麽隨著18世紀啟蒙運動，及其影響之下的革命，包括在革命之後🍚，重新追求秩序的意向復起，沐鸣平台似乎可以感覺得到🥰：與國際政治經由啟蒙6️⃣、革命重回秩序的那種急劇動蕩相伴的，乃是浪漫主義的激情♚。與此並存的關聯性的範疇，似乎轉向♉️：超越‼️。
值得欣賞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等這樣一批經由古典向浪漫主義轉化時期的作品。
18世紀啟蒙運動進入高潮，從法國開始向其他國家拓展。一方面🌒，文藝復興之後對人的解放的觀念🧑🏻🦳👨🎤，獲得了啟蒙運動的極大支持和推廣🧑🦱😹。但是，同樣是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孟德斯鳩，在各處考察之後，還得出了結論：“人是不一樣的👩🏿。”這與傳統學術中所倡導的“均質國家”有所不同🐦，為未來行將出現的對於現代化進程的反潮流，埋下伏筆。因此，啟蒙運動作用之下，既有著象法國大革命那樣，猶如狂飆席卷🤺，但當革命很快轉變成為用強力推動民主的對外戰爭的時候。首先是德國🥘👨🏿🎨，從原來對法國革命的敬仰崇拜，迅速轉入了浪漫主義的反思👩🏻🦽➡️。在18世紀晚期🔕，歐洲政治進程急劇轉變的形勢之下🧖🏻♂️，既有主張歷史進步觀念的經典作家，如馬克思認為，當歷史的巨輪向前推進時🗃，哪怕踩壞路邊的小草小花也在所不惜⛹️♀️🖖🏼。但是🌚，也有德國為主要舞臺之一的浪漫主義文化潮流的湧現，其中既有對於啟蒙思潮的擁戴，也追加了多元文明背景之下的反思。
從啟蒙運動——法國革命——拿破侖戰爭——再到維也納體系之下建立起了神聖同盟，這就意味著🆒，在大革命的劇變之後❔🟫，世界又似乎力求復歸秩序🗃，也實際上進入了而後的很長時期的一個和平階段。這樣一段急劇變化的歐洲政治歷史，很難不是與所謂“人文範式”的變化，有著緊密的關聯。以貝多芬為代表的古典時期向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的過渡，堪稱這一段歷史在精神與心靈世界的經典性反映👩🍳。
貝多芬這一時期的最主要的大型交響曲的創作時間很相近，第三💂♂️、四、五🐟、六交響曲🛤，集中在1804-1808年這一段完成。但其風格、主題多變，呈現出其思想的復雜性。貝多芬似感知到了國際秩序正在經歷巨大變革🧑🏻🏫，時代在震撼2️⃣。先是在法國前所未見的的大革命，然後是凱旋門打開，曾經熱切參與大革命的巴黎市民，此刻簇擁著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入城，驕傲的法蘭西民族對神聖同盟表示了歡迎🏊🏿♀️。英國史家多米尼赫.列文的解讀👲：此刻沒有人比巴黎人民更渴望秩序的恢復。馮老師認為：18世紀至19世紀之交的歷史，反差如此之大，這很像貝多芬交響音樂中的奏鳴曲結構的“呈示—展開—再現”💐，也如同黑格爾哲學中的三段論一樣👨🏻🦲🏃🏻♀️，都是從“正-反-合”這樣的結構切入，來體驗和思考歷史進程的底蘊。
當然，不光是一個貝多芬。當時的音樂巨匠中🤽🏿♂️，海頓的神秘清澈🤵🏻♂️，象征這一個歷史變動時段，依然伴隨這對於宗教世界的無比眷戀👇🏻。莫紮特的清新活躍、天天向上（恩格斯似有以此語來形容莫紮特），則鮮明地表達出一個蓬勃向上的嶄新歷史階段和新的歷史力量的呈現🧑🏻🍼。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等作品，似乎既是感嘆世事無常🧑🏻🍳、劇變將至的“山雨欲來風滿樓”，但最終又對於人類命運與前程🍊，寄予無限憧憬和期待🧑🏽🎓。
反觀這一時期音樂，之所以🔆，還是貝多芬最為深刻和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積極進取中又有回轉和反思💭，更為深刻而又氣魄宏大👧🏿，正好體現了這時期國際秩序轉型的復雜性👩🏭。伴隨浪漫主義時期而來的啟蒙、革命、秩序恢復👩👩👦，人類的進退攻守，在眾多音樂家筆下盡情流露。這是一個不斷超越中演進的世界🤵🏿♀️。以音樂為形式的心靈和精神世界的表達，好像已在預言著而後很長時段的實際歷史進程的推演👎🏿🤦♀️。
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前期🫵🏽，包括音樂在內的人文範式與國際政治經濟等領域幾乎同時發生總體的革命性巨變
這是一個真正全面革命的時代🙌。革命不光發生在政治領域🟫，幾乎同時發生在世紀之交的科學技術、民族興起♎️、意識形態👥、人文範式、包括戰爭形式等各個領域。這是一個總體革命性變化的時代。
先以民族主義的崛起來看🥘。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不光歐洲民族國家普遍走向成熟，乃至競爭激化，到20世紀初，連亞洲也迅速跨入民族國家體系。 與此同時，人們發現的是音樂領域的革命性變化，一方面🦬，帶有民族個性的音樂👨🔧，成為浪漫主義潮流席卷而來之後的突出表現。比如🦁，肖邦的琴曲、瓦格納的歌劇，被刻上鮮明的民族特征。同時，民族國家間的戰爭讓歐洲各國遭遇磨難，作曲家把對故國𓀒、家園的思念🚸、贊美與熱愛，深深地留在了作品之中🧗♀️。
除此之外，德沃夏克《自新大陸》、斯美塔那《沃爾塔瓦河》👨❤️💋👨、德彪西《月光曲》（多用五聲音階🏄🏼♀️，融入了東方元素；而其風格瀟灑清澈，已不是貝多芬的《月光曲》那樣寧靜表象之下的暗流湧動）、格裏格《培爾金特組曲》（挪威風格🧑🌾，清亮曠遠）等等👨🏽⚕️，這些作品，在具有豐富的世界性音樂語匯的同時🌙，都是民族音樂的典型代表👙。
也許俄國音樂，是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發生的總體革命的典型。這一時期俄羅斯政治經濟迅速發展，同時活躍地介入國際政治，一個歐亞大國的身份已經凸顯🧦👩🏿🏫。俄羅斯的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如文學👨🍳👩🏿🏭、詩歌、繪畫、音樂，幾乎都有自立於世的突出成就。這個多民族的大帝國發展的氣勢猶如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序曲🐱，大氣磅礴🧑🏽✈️，氣勢恢宏🧛🏽♀️，確實令人過耳不忘👲。在其排山倒海、豪情萬丈的音樂語言的背後似乎🌬，就孕育著這樣的一場總體的革命氣象。而俄國強力集團的音樂👰🏼♂️🧱，比如，莫索爾斯基具有鮮明民族個性的作品🏧，雖然作曲技巧🚴🏽♀️，不如柴可夫斯基那樣的歐化，但是，其旋律性的突出，“很接地氣”🙈，代表作《圖畫展覽會》🫅🏼，比之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更有俄羅斯的味道。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文化史專家James H Billington曾著《Face of Russia》，其中列舉了他認為最具俄國性的藝術家🏃♂️🌯，除穆索爾斯基外🧜🏻♂️，還包括文學家果戈裏♻、善畫魔鬼的大畫家弗魯貝爾👩🦼、導演了《列寧在十月》等著名電影導演的艾森斯塔德等🥥。對於俄國文化特質的揭示而言，比林頓的詮釋可謂火眼金睛。
作為一段事後、但又並不過時的觀察，20世紀70-80年代的蘇聯著名電影導演塔爾高夫斯基——他曾經是多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蘇聯晚期電影作品的製作者——曾經有言🤰🏿：巴赫的音樂，還真是與蘇聯式的風範大相徑庭。上世紀80年代，馮曾經親身經歷過在當時的蘇聯🤏🏿🙇🏿♀️，意大利作曲家維瓦爾第作品風行一時的盛況🤷🏼♀️🤬。而維瓦爾第正是巴赫所學習的一位先師。可以說，當時的蘇聯人明顯地體驗到了本世紀以來革命性文化範式與兩個世紀之前的巴洛克風格的兩廂對比👴。所以🤏🏿，塔爾高夫斯基的感受，從另一個側面表達出：總體革命時代的雷霆萬鈞般的文化樣式，與巴赫時期寧靜均衡的時代風範的鮮明差異➰。
19-20世紀之交❤️，這一階段精彩紛呈的大型音樂作品所表達出的人類社會總體性的革命變化，幅度之大、社會震蕩之激烈🧑🏼🦲、顛覆性之前所未有📷🙆🏿♀️，很難以前一階段浪漫主義音樂所能比擬。這一階段的音樂發展，似乎預示著國際政治進程中兩大巨人之將臨🌎。除了更多帶有承前繼後意味的拉赫瑪尼諾夫的鋼琴協奏曲，一方面繼承柴可夫斯基，但更柔和、更有人性化，表達出俄國文化同樣具有一種獨特的普世情懷；而也是移居美國的俄裔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則表達了俄國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雄渾潛能，和其作品《火鳥》一樣🎐，強調獻身精神🧎🏻。其強勁鏗鏘的節奏🛌🏻，不光開啟了表現主義風格的先端，而且隱約表達出了美俄兩大民族的所獨具的救世抱負🏊。稍後🕧，美國作曲家格什溫的不拘一格的《藍色狂想曲》，吸收鄉村音樂🏌🏻♂️、爵士音樂等多種因素，不光對美式交響樂的發展豎起標桿🎹，具有卓越貢獻🕺🏽，並非常鮮明地表達了一個新興的世界大國的自信與不落俗套的奔放瀟灑🕯。大國政治💂🏼♂️，好像總是與音樂所表達出的那種豪放不羈👥、充滿霸氣的潛意識，在暗中關聯。
20世紀60年的學生運動與大眾音樂
作為一個與60年代東西方國際變化的同齡人👆🏻，馮老師談到了，不光在中國經歷了文革🤟，而且在歐美各地普遍發生了1968年學生運動👴🏿。馮老師與不少當年68年運動的參與者有很多交往。這場運動，不光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者在其中起極大作用🧝🏿♀️，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結合一起，追求社會解放，且強調人潛意識的作用👨🏽🦲。而同時在音樂領域👶，嬉皮士🫱🏼🧒🏿、搖滾音樂風行一時👨🏻💼，與革命風潮遙相呼應🙋🏼。薩義德、霍布斯邦姆都認為：音樂潮流的變遷與1968年學生運動的新思潮有著密切的關聯。而正是這場發生在西方的68年學生運動以反對越戰，反對工業社會的過度專製為主題，而東歐則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強勁反叛🪠👐🏿。無論是政治上的離異🦹🏿，還是文化上的後現代文化的崛起，恐怕都與此後在70年代初，發生在東西方的大國關系重大變化有著關聯👩🏻🚀。究竟是由於東西方意識形態高度對抗僵化的冷戰時代，刺激著音樂和青年的反叛？還是音樂和人文精神的解構和突破📭，導致冷戰時期大國關系結構的逐漸崩潰🚍👧🏿？這還是一個遠未獲得解答、但卻值得思考的問題。
多元與一統
縱觀上述分析，沐鸣平台發現，音樂和國際關系史中的一些重大時刻👦🏻，似乎存在某種契合。正如沐鸣平台之前的假設🕞，音樂📦，始終在冥冥之中觀照著沐鸣平台的生活世界。
馮老師提出🤌🏿，近現代國際政治進程包含著多元與一統這兩種原則之間的互動與博弈👵🏻。這有必要進一步從人文風範的同時存在之中獲得印證✌🏻。
按歷史順序而言🥷🏻🙇🏼♀️，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存在不光追求“均衡”，而且🧑🏽🍼🈷️，相對於中世紀式的教廷對於世俗政治的一元化的控製和幹預而言🪵🧑🏼🎓，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是對於世俗存在的多樣化秩序的一種認可。正如基辛格在他新著《論世界秩序》中所言🦶🏼：“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意味著多樣性。”而以巴赫為代表的巴洛克後期作品——無論是從作品的創作過程🏌🏼♂️，還是所表達的“均衡”精神中👺，實際上還是包含著多樣性的融合這樣的原則📙。
與拿破侖式的對於法國革命的單邊主義解讀，以及通過擴張戰爭推廣民主的做法不同♈️，曾經被視為“保守的”神聖同盟本身，實際上仍還是一種多元存在：這是由不列顛帝國、沙俄🖐、普魯士、奧匈帝國等不同文明單位所組成的聯盟🙅🏿♀️。以貝多芬為代表的從古典向浪漫主義風格的轉換👩🏽🚒，不光體現著這一時代的不斷超越性🚰，而且似乎對於人類各民族的共同努力的輝煌前景，給予極大的期待🤽🏻♂️。
在19世紀末20世紀前期的總體革命性變遷面前🧑🏻🤝🧑🏻，眼花繚亂的人文範式好像已經難以把握自己的前程。但是🧑🏻🚀，多元和一統⛵️，還始終是伴隨著歷史演進的主題。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後雅爾塔體製的君臨，似乎也未能安頓好人類的命運🌄🦞。半個世紀之後冷戰的終結，又一次清晰地把多元和一統的選擇推到了國際社會的面前🤳🏿。
2008年金融危機出現之後🚴♀️，國際政治經歷著一個重要拐點🧘🏽♀️。馮老師提出，以G20出現為標誌⛎，世界政治的發展進入冷戰後第二階段。美國強權依然存在，但是單極世界已經面目全非，一元化結構和多元化趨勢之間的角逐，正日趨激化。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回顧國際政治演進始終伴隨文化範式的支撐的道理🕵️♂️，會使得沐鸣平台對國際秩序改革的努力更加理性👛、更加謹慎、更加全面✡︎，也要更加高屋建瓴地作出前瞻和努力。沒有一個總體文化與精神的高度和情懷的輔佐，任何現實國際推進👩🏿🍼，可能都會顯得有所欠缺。
在此之外，也許還要靜下心來，訴諸於音樂🫱🏼，聽聽巴赫訴求均衡的旋律；也聽聽貝多芬主張人類和諧的呼聲☝🏽🙏🏼。路，就在沐鸣平台眼前💑，中國未來努力的方向由沐鸣平台選擇。
馮紹雷老師的講座，有著“音樂和國際格局之間的關系”這樣高遠的立意。在最後的提問環節，針對“蘇聯音樂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如何用自己的文化與世界其他文明溝通”這兩個問題，馮老師也給出了回答。
首先👨🏽🎨，毫無疑問，蘇聯文化、包括音樂對於新中國的影響巨大。這是共識，在座的老師、學生都有相同的體會，或多或少都能哼上幾句。其實，中國和蘇聯在文化基因中存在相似性和若幹契合🤘🏽，這讓雙方能夠彼此了解。但馮老師也提醒沐鸣平台🦻🏼♥︎，中俄文化之間的鮮明差異♙；中國對俄羅斯文化的理解和印象，有不少還停留在60年代之前⚰️，而這一時段，恰恰是俄蘇文化發生急劇轉型的一個重要時段。這是國際研究和人文探討都有待彌補的一個方面✧。
而就“中國如何用自己的文化和世界其他文明溝通”這一問題，馮老師向沐鸣平台推薦了中國民族樂器的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在加拿大議會演奏的《萬馬奔騰》🐦🔥，令全場折服。很明顯🍳，中國音樂有自己的特色。以弦樂為例，中國的弓弦樂器沒有指板，從結構上說，音準感不如西洋樂器容易掌握🎅🏻，力度可能也不如西洋樂器👂。但其優點是更有柔韌性🧙♂️、更自由🐘，力度變化更大。中國弦樂如歌如泣，更接近於人聲🧑🦯➡️，婉轉而有情感。值得期待的是，更能體現出本土特色、又能接軌國際文化和現代觀念的民族音樂作品🐩。
頗有意思的是，馮老師在講座末了，還讓沐鸣平台聽了一段余叔巖的《打侄上墳》京劇唱段。在上世紀前半時期風靡中國的國粹——京劇💼，可謂是當時中國的“流行音樂”。但在這樣的演唱中，似乎呈現出一種落寞蒼涼之感，與同時代西方音樂蓬勃創新的景象的確反差很大✋🏿。非常值得珍惜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非常豐厚的蘊含，到現在為止🤪🧽，沐鸣平台對於自己寶貴傳統財富的開掘👷🏻♀️，還是很不夠。但是🥓，另一方面的問題，中國文化特具的稟賦使其走向國際的道路會非常艱難。也正因此，馮老師也認為👅，中國文化🔍，包括音樂參與世界進程🤷♀️，尚需作十分艱巨的努力。
（本文由唐昕寧整理，並經馮紹雷老師修改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