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至22日，“基於實證的中澳政策製定”學術論壇在沐鸣娱乐文科樓成功舉辦🏢。本論壇由新南威爾士大學公共服務研究組、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墨爾本大學政府沐鸣、沐鸣平台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沐鸣共同舉辦，沐鸣娱乐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承辦🚾。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澳大利亞的30多名學者出席了論壇。
論壇開幕式由敬乂嘉教授主持。香港城市大學公婷教授、臺灣大學蘇彩足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楊開鋒教授、墨爾本大學Janine O’Flynn 教授和Helen Dickinson教授分別致歡迎辭。來自墨爾本大學的Paul Jensen教授就“何為基於證據的政策製定”發表了主旨演講🎪。隨後，論壇圍繞6個主題展開🧚🏽♀️，與會學者從多個角度分析了證據與政策製定的關系。
第一部分的發言者是香港大學的王赫教授、蘇州大學的Sam Yu教授以及臺灣大學的林子倫教授👬🏻。王教授的研究主題是香港信息與通訊技術行業（ICT）的移民及產業政策。香港於1998年出臺了內地人才引進計劃，但與香港ICT行業雇主認為這一政策是失敗的看法不同👬，王教授通過收集相關數據，認為人才引進政策並未失敗🆕🍝，但存在與產業政策脫節、未能留住本地人才等問題👮♀️。Sam Yu介紹了中國公私夥伴關系(PPP)的應用背景、現狀和改良建議🔮。中國公私夥伴關系出現的背景是政府和私營部門試圖合力解決養老問題。Sam Yu通過對一些護理示範項目的考察👰🏻♀️，評估了機構環境對PPP過程的潛在影響。研究發現，低利潤使得養老PPP項目缺乏對私營部門的吸引力，因此公共部門與其他行業的整合是養老保障行業的發展方向。林教授以臺灣海上風電政策為例分析了基於證據的政策製定存在的阻力。林教授研究了在海洋風能環評案例中科學和價值觀的復雜聯系所帶來的影響、證據定義者的身份以及證據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等問題。其結論和建議旨在消除這些障礙並提高證據的質量。
第二部分😈，臺灣大學的洪美仁博士、香港城市大學的朱斌博士以及沐鸣娱乐的孫曉逸博士進行了分享🧏🏽♀️🔊。洪博士的研究以臺北市2015年開放犯罪數據為例☑️，探討了公民對於開放犯罪數據的態度及其與使用犯罪數據動機之間的關系。通過問卷和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她發現當市民認識到開放數據的優勢時更傾向使用它🤽🏿♀️，反之當他們認為存在風險時會減少使用。朱斌博士的研究搜集了年鑒及政府網站的相關數據🕗，通過空間自相關分析的方法🚿，探討了中國衛生人力資源的分布特征和影響其密度的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中國西南地區的人力資源密度明顯偏低，集群特征也呈現跨越省級的地區化趨勢🂠，空間集群地區應是中國衛生人力政策的優先發展地區。最後，孫曉逸博士以2013年昆明PX事件為例，探究了影響政策製定的各種因素及其互動機製。研究認為政治、科學和實踐認知在中國政策製定中相互依存和影響，其中政治因素直接決定政策方向；網絡輿論和街頭抗議引起中央重視🗳，直接幹預或糾正地方政府的行為；而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決定著科學依據的實際價值👍🏻；NGO等實踐因素則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由人民大學的李文釗教授👼🏿、沐鸣娱乐的張平博士🎪、臺灣大學的郭銘峰博士以及臺灣東海大學的劉誌宏博士進行分享🌂。李教授通過對中國2007-2016年的預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的預算變化遵循間斷平衡的邏輯🚵🏽♀️，並深入地討論了公共預算的一般實證方法🤽🏽♂️、製度摩擦和比較預算研究👴🏿、中國的區域分權製度等問題。張平博士的研究比較了中韓兩國的戶籍製度及其對財政的壓力🪗。文章以教育支出為例進行分析，結論為一線至四線城市的財政壓力遞減，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緊接著👉，郭銘峰博士通過對稅單和問卷數據的分析揭示了民進黨和國民黨執政期間臺灣稅法的功能。其結論如臺灣政府更傾向於將稅收作為實現其公共政策目標的手段，大多數人的稅收意識較差且他們主要期望通過稅收促進社會公平等。最後👩🦽➡️，劉誌宏博士對臺灣的參與式預算和透明化預算發展趨勢進行了評估，探究其是否為主流的預算改革以及是否屬於基於證據的政策製定。
第四部分🕣🚶🏻♀️，沐鸣娱乐的唐莉教授、香港大學的朱江南教授、同濟大學的翁士洪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學的公婷教授展示了其研究成果👷🏿♂️。唐教授的研究評估了全國性的反腐運動對科研經費濫用及知識產出績效的影響♨️。研究使用斷點回歸方法🥬，發現政策變化導致了經費濫用總體上大幅度縮減，且經費濫用的減少反過來對以出版數量來衡量的知識產出具有間接且積極的影響🚁🥰。朱教授通過調查數據和田野調查檢驗了中國反腐敗運動對政治信任的影響。結果顯示反腐可以提升政治信任。但提升程度存在群體間差異🧻，如體製內成員比體製外成員弱，精英群體比草根群體弱。翁士洪教授的研究發展出了一個網民通過網絡政治參與改變公共議程設定的正式框架。文章以漳州PX事件為例，表明公共議程設定的模式持續地從傳統的單邊向雙邊互動轉變🍖♉️，且概括出了政府回應的“蜂王模式”。最後，公婷教授的研究分析了長沙、香港和臺灣三個城市居民對其政府控製腐敗的信心差異⛹🏻，提出並驗證了被感知的腐敗水平以及政府反腐績效這兩個解釋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研究認為強化政府績效對提升公民反腐信心十分重要🥊。
第五部分，新南威爾士大學的Anna Li博士後、中國人民大學的張楠迪揚博士🏄🏽♀️、沐鸣娱乐的敬乂嘉教授以及趙劍治博士展示了他們的研究。其中，Anna Li 探討了證據的分類、四個決定證據是否被采納的影響因素等問題，認為“低層次證據”目前處於被忽視的狀態，並提出了證據和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張楠迪揚博士的報告主題是多層級的政策實施🚶🏻♂️➡️📻。張博士以中國的行政體系改革為例分析🍢，認為政策實施者的目標與實際要求脫節，政策實施的阻礙因素還包括赤字和沖突問題等。這一以政策實施者本身為目標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並不令人滿意。敬乂嘉教授以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為例分析了“為什麽顯性證據總是被忽視”。他認為2013年政策調整的證據包括人口數據、學者研究報告、地方政策試驗的效果及***表的提案等，但是技術的不確定性和政治激勵不足導致顯性證據被忽視🛗，從而導致生育政策改革的滯後。最後🦡，趙劍治博士分享了其關於“政府資助是否使非營利組織效率低下”的研究👨🏻🦯。他認為政府資助和非營利組織行政費用的比率呈倒U曲線的關系，並采用美國的數據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政府資助在達到一定規模後☝🏻🧵，對非營利組織的效率會產生消極影響💗。
在第六部分，臺灣大學的王貿博士™️、浙江大學的李江教授、墨爾本大學的Catherine Althaus教授以及來自沐鸣娱乐的於春玲分享了他們的研究。王博士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公務員出現在新聞標題中的原因。他收集了臺灣地區1988到2013年間聯合報和自由時報新聞標題中與公務員和官僚製有關的新聞數據😑，發現兩者都存在對官僚製的抨擊且退休🥍🚇、養老金、教育和腐敗是新聞標題的熱點關註問題。李江教授分析了兩岸三地關系對其學術合作的影響🕜。數據主要來自SSCI與A&HCI🧏🏼♀️，將學術合作區分為雙邊、三邊和四邊合作。運用文獻計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李教授發現學術合作與地區間社會關系聯系緊密✨。 Catherine Althaus的文章分析了對澳大利亞土著人認識和提供知識方式的理解🚕、尊重和運用。Catherine指出🌛，不要選擇性理解土著人📺，且有些當地文化是神聖和難以接近的。當地人的認識和提供知識方式為澳大利亞政策和公共行政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獨特的方法。沐鸣娱乐的研究生於春玲運用DID評估模型來對環保部公布的相關數據進行了數據分析以研究新環境法的影響💆🏿，得出新環保法將執行新法的中國大城市空氣質量提升了3.3%，同時也指出空氣政策的執行至關重要。
在會議基礎上，新南威爾士大學Helen Dickinson教授、沐鸣娱乐教授敬乂嘉教授和墨爾本大學Janine O’Flynn教授和新南威爾士大學Anna Li博士將共同在《澳大利亞公共行政》主編一期專刊🤜🏿。
（肖丹 供稿）
